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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《报告》称,当前宏观经济的回暖向居民就业和收入状况的传导、向企业绩效状况的传导、向市场信心的传导还存在明显的时滞和阻碍,“宏观热、微观冷”成为上半年中国经济另一突出特征。 ]
在经历了一季度经济超预期复苏后,近期宏观经济指标全面回落,复苏前景引发市场担忧。
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(cmf)近日发布的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》(下称《报告》)预计,二季度经济增速为7.7%,全年经济增速为5.7%。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“在曲折中前进”的复苏走势,并高度依赖政策取向。
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在《报告》发布会上表示,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,最主要的表现在于目前经济增长尚未回到正常区间。“宏观调控还要把握节奏,上半年快要结束了,最重要的是三季度,政策能早出的早出、能快出的快出。”
“展望下半年,中国经济有望在上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,加快微观基础的修复,并不断改善市场预期,进而重返扩张性增长轨道。”《报告》总结称。
破解“宏观热、微观冷”
《报告》分析称,经历三年疫情,中国经济复苏需要三个阶段:一是社会秩序与交易修复阶段,以供给和需求各方面实现恢复性增长为主要特征;二是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,以企业利润、居民就业、财政收入全面改善为主要特征;三是常态化扩展阶段,以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重归潜在增速为主要特征。
“复苏已经启动,但不同于以往经济周期,在经过三年疫情之后,我们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的关键期。这既是经济的恢复增长期,也是各种潜在风险显化期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说。
《报告》称,当前宏观经济的回暖向居民就业和收入状况的传导、向企业绩效状况的传导、向市场信心的传导还存在明显的时滞和阻碍,“宏观热、微观冷”成为上半年中国经济另一突出特征。这使得对本轮中国经济复苏更为关键的——微观基础和预期的改善,进而实现从恢复性增长向扩张性增长的转变,依然面临巨大挑战。
短期风险点包括,宏观政策力度不足或提前回撤导致复苏进程中断的风险;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共振造成较大中短期下行压力的风险;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压力上扬的结构性区域性风险;全球经济放缓导致中国出口增速再次回落风险;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中国资本市场波动风险。
《报告》特别谈到,当前经济复苏的痛点和难点集中表现为“五个20%”,即青年群体调查失业率突破20%、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0%、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0%、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0%、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缺口高达20%。
刘晓光强调,这“五个20%”表明相关领域压力已经突破自我修复能力,在宏观调控下集中治理好这“五个20%”也就牵住了中国经济复苏的牛鼻子。
与此同时,《报告》也显示,上半年,在前期积压需求释放、政策支撑和低基数效应的共同作用下,中国宏观经济恢复性增长态势明显,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,呈现出“触底反弹”的运行特征。
宁吉喆表示,无论是从一季度还是4、5月份的经济数据看,我国经济运行还是处在复苏向好的状态。餐饮、住宿、零售、旅游、文化娱乐等聚集性、流动性消费迅速反弹,实现强劲的恢复性增长,服务业的较快增长拉动了生产的增长。经济增长、就业、物价、外汇储备四大宏观指标总体稳定,粮食安全得到保证,能源实现稳价保供,从生产投资看,产业链、供应链保持了稳定和韧性。
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综合效应
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,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,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,增强发展动能,优化经济结构,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。具备条件的政策措施要及时出台、抓紧实施,同时加强政策措施的储备,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综合效应。
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,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与以往的周期性复苏有着本质性差别,如果采用传统的逆周期调整方式,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对,当前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、内生动力不扎实等问题可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,需要短期和中期兼顾的方法。
财政政策方面,报告指出,应在已出台政策举措的基础上,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政策,包括扩大消费刺激和收入补贴方案等。减税降费要逐渐从生产端向收入分配改革过渡,从而调动消费的积极性。此外,积极应对新一轮国际税收竞争和新一轮国际减税浪潮的挑战,进一步挖掘减税降费的空间。
货币政策方面,报告提到,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,核心是加大降息降准的力度。不能够沉迷于自己的精准滴灌、小步微调,关键时刻还是要加大行动的勇气和魄力,这样才能够打破悲观预期。与此同时,监管政策也需要和逆周期政策相配合,重点在于市场秩序的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,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,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和问题,既有周期性的,也有结构性、体制性的。逆周期调节的扩张性宏观政策不能“包打天下”,面对结构性问题,特别是体制性问题上,很可能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。三重压力中最重要、最基础、最关键的压力来自于预期。要稳定预期,政策可以起一定的作用,但最根本的依然要靠改革,要坚持“改革的归改革,政策的归政策”。
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、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江小涓提到,中国经济处在发展阶段转换长周期和疫情影响短周期叠加的状态,需要政策支持,更需要泛在新动能的出现。短期政策可能成本加大、边际效应降低,要利用好这个窗口期,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和开放,获得泛在新动能,保持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。